1920年，年仅十五岁的邓希贤随赴法勤工俭学队离开了四川广安。家境并不富裕，父亲虽有读书背景，但难以负担海外求学的费用。赴法的机会由当时的启蒙与救济运动带来，年轻的他因此踏上改变人生的道路，却也从此与故乡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距离。

在法国，生活并非想象中的书香门第。因无力负担学费，他进入钢铁厂、橡胶厂等地做工，长期处于艰苦的劳动环境中。工厂生活和社会现实，比课堂上学到的理论更深刻地刺激了他：看到阶级差距与劳工困境，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。接触到旅欧的中国革命者与马克思主义著作后，他逐步走上革命道路，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成为革命者后，个人生活与政治使命不可分割。旅欧组织受当地监视，参与地下工作意味着更大的风险，也可能使远在乡里的亲属受到连累。为保护组织和家人，革命者常改名换姓、切断私人联系。邓希贤后来以“邓小平”之名活动，历经土地革命、抗日和解放战争，其身份与行动对外界极具敏感性，回乡探访已非简单私事。 qy球友会官网

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职责增重，他的日程与安全需求也愈发复杂。一次普通的回访会牵动大量警卫、交通和接待资源，甚至引发场面性的围观与地方动员。邓小平多次表达过不愿让家乡为自己的到访“折腾”的想法：1978年和1986年与广安来访者的交谈，都显示出他宁可以问候代替亲访，避免给地方添麻烦。退休后又受年龄与健康限制，长途奔波对他而言愈加困难。1992年南方谈话期间，他也以年迈为由，希望家乡专注发展而非围绕他调整。

逝世时，他按遗愿火化、骨灰撒海、捐献角膜，家乡没有迎来灵柩的回归。后来广安保存了其少年时期的故居与部分遗物，社会上也有雕像等纪念物回到故里，为他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“归来”。尽管长年未能回访，邓小平对故乡的情感并未消失；只是他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置于个人乡情之上，不愿让私人的思念变成公共的负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