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项常被忽略的事实在于，近期《求是》的讨论中提到，中国在教育、医疗和居住服务等方面的价格仅为美国的54.2%、30.7%和32.2%。虽然这似乎是为了说明“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”的一种学术解释，但反观来看，不同的价格水平并未让消费者享有更高的生活质量。同样的可支配收入在中国未能转化为高消费支出，这是问题的核心。价格便宜并未转化为活跃的消费，消费者的消费率却长年保持在40%附近，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价格的高低，更在于人们的收入是否充足、稳定及消费的意愿。

截至2025年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为40.0%，相比2010年的34.9%有所提高，但与全球平均值56.6%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52%相比，仍显不足。在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，尽管GDP同比增长4.7%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.2%，但消费者支出增幅仅为2.7%。同时，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率仅为2.0%，这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相当缓慢。

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近年来创造的产值究竟流向了谁？面对三年来大家不断提及的消费意愿不足和信心不足等问题，想要更深层次地理解则需要关注收入的实际分配。消费意愿并非仅仅取决于心理因素，而是需要通过收入的稳定性和保障程度等硬件条件来衡量。 qy球友会官网

《求是》的文章给予了我们的启示，即探讨经济增长视角应从消费者转向收入分配的结构及增长模式。若想要推动内需，相关政策需要基于现有的分配机制和增长模式进行调整。

从1978年至2025年期间，居民消费支出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出现了显著变化，消费支出增长幅度远低于投资，导致消费率从1981年的53.3%降至2010年的34.9%并不是偶然的结果。这是经过长期结构性变化的结果，尽管这一模式在工业化早期显得有效，却在当今环境中显露出弊端。

在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现实面前，低消费率已经不再是特定发展阶段可接受的结果，而是对当前经济模式与发展阶段不适配的警示。过去鼓励储蓄而非消费的做法已经无法继续，因为投资未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，从而导致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不足以维持消费意愿的高涨。 qy球友会官网

进一步分析，消费停滞的根本在于三个方面。首先，投资对就业的转化率正在降低，资金投入如今难以产生与以往相同的就业效益；其次，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影响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；最后，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社会保障不足，加重了家庭的负担，使得人们不得不进行预防性的储蓄，进而限制了消费。